xejwx 区域合作可以采取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式进行。
这两条实际上将最高法院的请求权分成了两类，一是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第9条很明确最高法院是众多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之一。蔡定剑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这类案件在实际上是较少的，当然最高法院很少有、不等于没有、也不排除以后会越来越多地有一审或终审案件的审判，因此这一款的规定是很必要的。如果我国存在宪法解释制度，当地法院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此提起宪法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独立的宪法委员会对宪法第40条作出解释，不宜由全国人大法工委以交换意见的形式在事实上行使宪法解释权（事实上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也曾一再强调法工委的意见只供参考）。同时，不论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主要是实施法律的机关，而不是直接实施宪法的机关，他们实施法律时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法律解释，但因为他们很少直接实施宪法，因此提出宪法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数量上会少得多。注释: [1] 韩大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及其说明，中国宪政网，2014-10-29。几年前，韩大元教授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1]系统地提出了宪法解释的一系列程序，这是我国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政建设的一份贡献。
所以，议案不仅要有理由、依据，还要有具体内容，否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无法进行审议，也无法交付表决。具体审查性解释的提起人。政务信息公开是善治的表现之一，是遏制政府自利的制度保障。
为此，国家应该强制要求企业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并通过专业机构的认证、许可，消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差距，维护公共健康与安全[37]。1.政府公务人员的阻碍。[28]张红显：《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治之维》，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如果没有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效就会被处心积虑的资本虚置。
政府组织应该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政府组织作为一个实体也存在自身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曾指出：政府干预其实是出于利益集团的需要，是设租的过程。
行政审批法治化意味着行政审批权力的减少和行政审批的规范化，对习惯于为民做主、事事拿主意，件件要审批的政府官员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痛苦的抉择，大权旁落带来的是深深的失落感。这是因为：（1）负面清单管理采取非禁即入模式，强调市场主体的准入自由是法律对市场规制的出发点，若政府拟对准入自由加以限制，必须有法律依据，并提供充分、合法的理由。因而，在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一直都渗透着官本位思想和对权力的迷信。[34][美]詹姆斯·布坎南：《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6期。
（3）明确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的具体内容。进入专题： 行政审批 法治化 负面清单 。第二，科学性原则，即所建立的行政审批法律制度自身要科学合理，法律条文要逻辑严密，上位法与下位法要协调配合。[31]陈恒：《负面清单：正面破题职能转变》，载《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9日。
在此基础上，要注重以下内容：（1）明确行政许可的内涵与外延。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法治理念和社会管理理念的根本变革，是从制度上实现政府简政放权的重大举措[28]，充分彰显了私权利主体法不禁止即自由和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治理念。
也要解决市场秩序问题，即如何强化监管，切实改善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督，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并实现两者的有效和谐衔接现代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是复杂和多面的。
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政策性推动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三）现行行政审批法律体系的局限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制度障碍 每个时代的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一经形成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17]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审批的产生是为了维护政府的绝对权威，保持社会稳定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那么在市场经济中它有可能嬗变和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公务人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成为一种旨在抽租与创租式的行政审批，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异化力量[18]。可见，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涉及收费的，应当明确收费的法律依据和标准。在此基础上，要注重以下内容：（1）明确行政许可的内涵与外延。
1.《行政许可法》的不足。[6] 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Broadbridge: Clarendon Press,1979, p.212. [7][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者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页。
其中主要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审批中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的情况依然存在，行政审批行为不规范，缺乏透明度和监管力度，政企利益同盟的存在妨碍了社会公平，导致了社会腐败等等[3]。为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优化行政组织体制，健全行政公务员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在保障公务员正当利益的基础上消除政府自利的制度空间，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9]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小雅·北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1页。行政审批是由政府组织执行的。
负面清单管理的这种理念与内容较好地处理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完全契合了行政审批法治化私权利主体法不禁止即自由和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价值理念。[26]朱最新、王丹著：《法治视野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及广东的路径选择》，载《岭南学刊》2014年第3期。四、行政审批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较为复杂、漫长、艰难的利益博弈过程，必须系统地设计法治化的路径和方式，有步骤、分阶段、整体性推进行政审批法治化进程。为此，我们应该以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时修改完善《行政许可法》，健全行政审批配套制度，有步骤、分阶段、整体性推进行政审批的法治化进程。
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或者约束机制软化，政府自身具有一种不断扩张和膨胀的本性，即追求政府人员和预算的最大化。[33]刘剑明、胡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以往行政审批改革中推行的行政审批目录管理，其目录由各级政府或实施机关分别发布，从而不断出现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本身并不是行政审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少政府权力、地方重复公布国务院已经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地方存在越权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现象[30]。虽然在理论上科层组织只是非人格的部门，但实际上它却形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群体，拥有本身的利益、价值和权力基础（马克斯·韦伯）[19]。
政治决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3）公务员制度不完善。
（3）现代社会，负面清单管理已经从外商投资准入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管理领域，如德国的处方管理，印度的税收管理等领域都引入了负面清单管理。[27]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20]赵锡斌、费显政：《政府利益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4期。根据这些原则和《行政许可法》第30条的规定，以及各地行政审批目录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应当明确规定行政审批的事项名称和代码、审批依据、实施机关、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审批期限等审批事项要素和内容。
2.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37]肖金明：《 WTO 与政府法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法治的中心主题是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6]。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程度是市场经济发育的晴雨表，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客观要求。
行政审批这一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在行政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都没有达成统一认识。为此，必须积极推进行政审批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以最大限度发挥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和《行政许可法》实施的综合效应：（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体制。
